合肥再审律师陈军从民间借贷纠纷视角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适用困境、溯及力及司法救赎

    合肥再审律师陈军从民间借贷纠纷视角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适用困境、溯及力及司法救赎

    作者：陈军 律师

    安徽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安徽银开律师事务所主任、法定代表人，执业近十年。百度律临、百度百家号认证律师。专注出轨离婚、企业刑事合规、合同再审信访、终本执行四大领域实务研究，长期输出实用法律观点，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务实的法律解决方案。

    摘要

     民间借贷作为社会融资的重要渠道，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与商业活动。当借贷关系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性质的认定便成为纠纷核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施行十七年间，因举证责任分配失衡，导致大量未举债配偶一方陷入“被动负债”困境。本文立足合肥地区司法实践，以民间借贷纠纷为切入点，系统剖析第24条的适用期间、溯及力规则及其制度性不公的生成机理，并探讨《民法典》施行后遗留案件的司法救赎路径，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专业参考。

     引言：制度变迁中的司法困境

     民间借贷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长期处于“交易安全”与“个体权益”的双重张力之下。《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自二〇〇四年四月一日生效，至二〇二一年一月一日随《民法典》施行而废止，其间虽经二〇一七年补充修改，但其引发的争议从未停歇。在合肥地区的司法实践中，笔者见证了无数因该条款适用而陷入困境的当事人：债权人手持借据主张夫妻共同清偿，未在借条上签字的配偶一方则坚称对债务不知情、未受益。这种尖锐对立，根源于第24条自身的立法偏差——它以简化规则打击“假离婚、真逃债”为初衷，却因过度倾斜保护交易安全，牺牲了夫妻一方的合法财产权益。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量遗留案件中，未举债配偶一方因第24条的推定规则而背负无辜债务，陷入“举证不能进而承担债务进而财产被执行”的连锁困境，进而走上漫长而艰辛的再审申诉之路。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历史遗留案件，既考验司法智慧，也关乎公平正义的最终实现。本文旨在结合合肥地区司法实践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精神，以民间借贷纠纷为切入点，深入剖析第24条的适用期间、溯及力原则及其产生不公的深层机理，并探讨遗留案件的司法处理路径，为当事人维权及司法实践提供专业参考。本文仅为专业探讨，不构成法律意见，如有具体法律问题，请咨询专业律师。

     第一章 制度溯源：第24条的立法逻辑与内在缺陷

     第一节 条款核心内容与举证责任配置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结合民间借贷场景，这一规则意味着只要借款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款项实际用途，未举债配偶一方原则上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唯一的免责路径只有两条：一是证明债权人明确同意该债务为借款人的个人债务；二是证明债权人知晓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这对绝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〇一七年，最高人民法院虽补充规定“虚构债务、违法债务不予支持”，但这一修正仅从债务性质层面排除特定情形，并未撼动核心的“推定规则”与举证责任分配机制，未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第二节 制度设计的法理审视

    从法教义学视角审视，第24条存在三重内在缺陷。

     第一重缺陷是举证责任配置的逻辑悖论。要求未举债一方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实质上是要求其证明一项“消极事实”或“第三人之间的合意”。依据证据法基本原理，主张积极事实的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而要求当事人证明自身未参与的他人合意，在逻辑上几乎不可能完成。民间借贷的私密性，使得配偶一方根本无法介入借款过程，却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二重缺陷是认定标准的“唯身份论”偏差。条款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核心认定标准，而非“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这一本质要件。夫妻共同债务的法理基础，在于“共同受益”与“共同意愿”。以“婚内”替代“共享”，使债务认定从“实质审查”沦为“形式推定”，造成大量个人债务被错误认定为共同债务。

     第三重缺陷是利益衡量的单向倾斜。立法者本意是保护“弱势”的债权人，却忽略了债权人完全可以通过要求夫妻共同签字来保护自身权益，而配偶一方却无法防范另一半的单方举债。这种“一刀切”的保护，不仅造成个案不公，也纵容了债权人放贷时的随意性。

     笔者在合肥执业中发现，多数债权人出于“多一个还款人”的考量，在诉讼中一律主张夫妻共同债务。而未举债配偶一方往往对借款毫不知情，既无法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也难以自证“未受益”，最终只能承担败诉后果。这本质上是立法对“交易安全”的过度倾斜，牺牲了夫妻一方的合法财产权益。

     第二章 时间效力：第24条适用期间的分段考察

     第24条的适用依附于其整体效力期间，结合二〇一七年补充修改及二〇二一年废止，可分为三个阶段。准确把握各阶段的适用规则，是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

     第一节 第一阶段：原始条款主导期

     第一阶段自二〇〇四年四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此阶段严格适用原始条款，只要债务发生于婚内，即推定为共同债务。合肥地区的典型案例中，大量因配偶赌博、个人挥霍产生的债务，均由不知情的另一方承担。即便当事人能证明自己不知情、未受益，只要无法满足两项法定免责情形，法院也只能依法裁判。

     这一时期的核心特征是“推定绝对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成为唯一联结因素，债务用途、配偶知情度、家庭受益程度等实质性要素均被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

     第二节 第二阶段：补充条款适用期

     第二阶段自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补充规定生效后，虚构债务和违法债务如赌债、毒债被排除在共同债务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恶意诉讼。但对于正常的民间借贷，仍沿用原始条款的推定规则，未举债配偶一方的举证困境并未实质性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补充规定的适用在实践中产生了“双重标准”：对于虚构、违法债务，法院主动审查；对于其他债务，仍机械适用推定规则。这种差异化的审查标准，折射出司法解释制定者对第24条核心缺陷的有限认知——他们意识到了极端情形的危害，却未能触及制度本身的根本问题。

     第三节 第三阶段：条款废止及过渡期

     第三阶段自二〇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今。《民法典》施行后，第24条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对于二〇二一年一月一日之前发生、在此之后起诉或尚未审结的民间借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成为遗留案件处理的核心议题。这不仅是时间效力的技术问题，更涉及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

    第三章 溯及力规则的精细化适用：从形式主义到利益衡量

    “法不溯及既往”是基本原则，但在处理第24条遗留问题时，单纯遵循此原则可能导致个案不公。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24条的溯及力问题需精细化处理。

     第一节 时间基准原则：以借款发生时间为核心

     根据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债务性质的认定应以“借款发生时间”作为判断基准。借款发生在二〇〇四年四月一日之前的，不适用第24条，应适用当时法律，由债权人举证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借款发生在二〇〇四年四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之间的，适用原始第24条，由未举债配偶承担免责举证责任。借款发生在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间的，适用补充修改后的第24条，排除虚构、违法债务情形，其余仍推定为共同债务。借款发生在二〇二一年一月一日之后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由债权人举证证明“共签或用于共同生活”。

     这一时间基准原则，体现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但问题在于：对于发生在旧法时期、但在新法施行后才审理的案件，是否应当一律适用旧法？这正是“有利溯及”原则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节 补充条款的有限溯及

    对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之前发生的债务，若案件在此之后尚未审结，且涉及虚构债务、违法债务，可参照补充规定处理。例如，合肥某案中，债权人起诉要求配偶偿还二〇一六年的虚构债务，法院在二〇一七年审理时，直接适用补充规定驳回了其诉请。

     这一处理方式的法理依据在于：补充规定是对第24条适用范围的限缩解释，其核心在于排除不法债务，具有“澄清既有规则”的性质，因此可适用于未审结案件。

     第三节 有利溯及：遗留案件的司法救赎路径

     这是最具现实意义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确立了“有利溯及”原则：若适用旧法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而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更有利于保护未举债配偶的合法权益，则可适用《民法典》。

     合肥某遗留案件中，丈夫在二〇二〇年个人举债八十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妻子不知情。二〇二一年二月债权人起诉。法院认为，适用第24条将导致妻子承担不知情、未受益的债务，显失公平，遂依据“有利溯及”原则，适用《民法典》，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因债权人举证不能，法院驳回了其对妻子的诉请。

     这一规则的关键在于：法院需在个案中进行实质性的利益衡量——审查配偶一方是否实际享受债务利益、对债务是否知情、家庭生活是否因该债务而受益。若答案均为否定，则适用旧法构成“显失公平”，应当适用新法予以纠正。

     第四节 显失公平的判断标准

    如何认定“显失公平”？结合司法实践，可从以下维度进行审查。

     第一个维度是受益关联度，即债务款项是否直接或间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配偶一方是否因该债务获得任何利益。第二个维度是知情参与度，即配偶一方对债务的发生是否知情，是否存在事后追认或默认。第三个维度是家庭生活水平，即债务金额是否显著超出家庭日常消费水平，债务发生前后家庭生活有无异常变化。第四个维度是债权人审查义务，即债权人在出借时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是否了解借款用途及配偶意愿。

     若上述审查均指向“配偶一方与债务无关”，则适用旧法构成显失公平，应当适用新法予以纠正。

     第四章 制度性不公的深层机理：法教义学视角的批判

     第24条的适用不公，并非偶然的制度缺陷，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法教义学视角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第一节 举证责任分配的法理悖论

   “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在第24条框架下，债权人仅需证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一形式要件，举证责任即转移至未举债配偶一方，要求其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这一分配存在三重法理悖论。第一重悖论是消极事实证明不能。证明他人之间的“未约定”，实质上是证明一项消极事实。依据证据法原理，消极事实的证明责任不应由主张者承担，因其无法提供直接证据，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推断。第二重悖论是信息不对称下的举证困境。民间借贷具有高度私密性，配偶一方根本无法介入借款过程，无从知晓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是否有“个人债务约定”。要求其证明无从知晓的事实，无异于要求其自证清白。第三重悖论是举证责任倒置的正当性缺失。举证责任倒置须有充分法理依据，如危险领域控制、证据距离远近等。在第24条场景下，债权人完全可以通过要求夫妻共同签字来控制风险，却将举证不能的后果转嫁给不知情的配偶，缺乏正当性基础。

     第二节 债务认定标准的逻辑错位

     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在于“共同受益”与“共同意愿”。第24条以“婚内”替代“共享”，存在明显的逻辑错位。

     第一重错位是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的混同。婚姻关系是身份关系，而债务关系是财产关系。以身份关系的存在推定财产关系的连带，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第二重错位是形式标准对实质标准的僭越。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配偶是否知情同意、家庭是否实际受益，是认定共同债务的实质标准。第24条以“婚内”这一形式标准取代实质审查，导致债务认定失准。第三重错位是风险分配的失衡。夫妻一方单方举债的风险，应当由债权人承担，因其可要求共签，还是由配偶承担，因其无法控制对方行为？从风险控制能力看，债权人处于更有利地位，但第24条将风险分配给了最弱势的配偶一方。

     第三节 利益衡量的制度偏差

     立法者本意是保护“弱势”的债权人，但这一判断存在偏差。

     债权人的“弱势”是相对的。在民间借贷中，债权人拥有选择权——可以选择是否出借、是否要求共签、是否核实用途。而配偶一方对另一半的单方举债，既无选择权，也无控制权。

     “一刀切”保护的制度成本巨大。第24条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牺牲了配偶一方的财产权益。这一制度设计的社会成本是：大量无辜配偶背负债务，家庭财产被执行，婚姻关系破裂，涉诉信访增加，司法公信力受损。

     道德风险随之滋生。当债权人知道“只要借款发生在婚内，无论用途如何都可向配偶追偿”时，其审慎注意义务必然降低。这一制度激励，客观上纵容了放贷的随意性。

     第五章 遗留案件的司法处理路径与实务策略

     随着第24条废止，如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案件，成为当前司法实践的重点与难点。

     第一节 已终审案件的再审路径

    对于已终审的、依据第24条裁判的案件，若存在以下情形，应积极申请再审。

     第一类是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原审判决机械适用第24条，完全未审查借款用途；在《民法典》施行后，本应适用“有利溯及”却未适用；对补充规定的适用范围理解错误等。

     第二类是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对虚构债务、违法债务的事实未予查明；存在“闭环转账”“当日存取”等资金异常情形但未予审查；对配偶一方提出的“未受益”证据未予采信等。

     第三类是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未依法向未举债配偶送达法律文书，导致其丧失抗辩权；未通知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违法缺席判决等。

     再审申请的证据准备需围绕多个方面展开。借款用途证据方面，包括银行流水、资金走向、消费记录，用以证明债务未用于家庭生活。配偶不知情证据方面，包括收入证明、家庭开支记录、证人证言，用以证明配偶无共同举债意愿。债务性质证据方面，包括刑事文书、行政处罚决定、资金异常记录，用以证明债务涉嫌虚构或违法。家庭生活状况证据方面，包括家庭收入、消费水平、资产变动，用以证明家庭未因债务受益。

     第二节 未审结及新起诉遗留案件的处理

     对于二〇二一年后新起诉或尚未审结的遗留案件，应积极主张适用《民法典》及其“有利溯及”原则。

     核心策略是向法庭阐明，若适用旧法将导致结果显失公平，而适用《民法典》更能体现公平正义，要求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转移给债权人。

     具体操作包含多个要点。法律依据援引方面，应明确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阐述“有利溯及”的适用条件。事实基础构建方面，应提交能够证明“未受益”“不知情”“债务未用于家庭生活”的证据，为法院进行“显失公平”判断提供事实基础。利益衡量论证方面，应从受益关联度、知情参与度、家庭生活水平、债权人审查义务四个维度，论证适用旧法将导致显失公平。举证责任主张方面，应请求法院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并阐明债权人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 当事人维权实务建议

     第一，及时固定证据。第一时间收集所有与借款无关、自身未受益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流水、收入证明、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证人证言等。特别注意保存能够证明“借款发生时家庭生活正常、无大额支出”的证据。

     第二，精准适用法律。明确借款发生时间，判断应适用哪一阶段的法律。对于符合“有利溯及”条件的案件，务必向法庭明确提出适用《民法典》的请求，并提交详细的论证意见。

     第三，关注程序权利。再审申诉案件程序复杂、立案难度较高。建议当事人委托在再审申诉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业律师，系统梳理维权思路，构建完整的证据链和法律论证体系。

     第四，多元救济路径。除再审申诉外，还可考虑以下路径：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或检察建议；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司法不公；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对涉嫌虚假诉讼的，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六章 从身份推定到受益共享：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法理回归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在其适用的十七年间，在民间借贷纠纷中扮演了复杂而充满争议的角色。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立法在追求交易安全时，可能对个体权益造成的巨大影响。从合肥地区的司法实践来看，该条款引发的广泛不公，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催生了大量涉诉信访。

      第一节 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

     从第24条到《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制度变迁，体现了三重法理回归。

      第一重回归是从身份推定到受益共享。第24条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推定共同债务，本质上是身份决定论。而《民法典》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为核心标准，回归到“共同受益”这一实质要件。

     第二重回归是从形式审查到实质审查。第24条简化了债权人举证，却导致法院审查流于形式。《民法典》要求法院审查借款用途、家庭受益等实质要素，使债务认定回归个案正义。

     第三重回归是从单向保护到动态平衡。第24条过度倾斜保护债权人，造成利益失衡。《民法典》通过“共签共意”与“用于共同生活”的双重标准，实现了交易安全与个体权益的动态平衡。

     第二节 司法救赎的制度空间

    《民法典》及配套司法解释确立的“有利溯及”原则，为纠正历史不公提供了关键的法律依据。这一规则的意义在于：它允许法院在个案中进行实质性的利益衡量，避免因机械适用时间规则而造成新的不公。

      对于遗留案件的当事人而言，这意味着即使债务发生在旧法时期，只要适用旧法会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仍有机会通过“有利溯及”获得司法救济。这一制度空间，既是立法者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回应，也是司法者践行公平正义的通道。

     第三节 专业服务的定位与价值

     再审申诉案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再审事由的精准把握、证据链的完整构建、法律论证的严密性要求、程序规则的熟练掌握等方面。实践中，部分当事人虽然对裁判结果存有异议，但因缺乏专业支持而难以在法律框架内有效维权。

      作为专注再审申诉领域的律师，我们将持续关注民间借贷遗留案件的司法实践，依托专业能力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支持，推动司法个案的公平正义。

     结语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兴废，是中国婚姻家庭法领域一次深刻的制度反思。它表明：立法在追求交易安全时，需要兼顾个体权益的保护；在简化裁判规则时，需要维护个案正义；在保护特定群体利益时，需要进行全面的利益衡量。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确立的“共签共意”与“用于共同生活”认定标准，是对第24条立法缺陷的根本性纠偏。它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从“身份推定”回归到“受益共享”这一本质，实现了交易安全与个体权益的理性平衡。而对于那些因第24条而背负债务的当事人而言，“有利溯及”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司法救济的制度通道。

      在合肥地区的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开始在遗留案件中适用“有利溯及”原则，对机械适用第24条造成的个案不公进行纠正。这一趋势，体现了司法对立法精神的准确理解。

     本文仅为专业探讨，不构成法律意见。如您遇到具体法律问题，请咨询专业律师并结合案件事实获取针对性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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